理财，顾名思义就是财富管理。对应的英文表达是financial planning。广义上涵盖职业规划、子女规划、保障规划、投资规划、现金规划、税收规划、遗产规划；狭义上主要指投资。王永增2001年提出，理财是一类文化，理财是一种理念，理财是一个趋势，理财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中国理财思想的渊源

中国古代理财思想始于春秋时期，形成于战国时期，成熟于西汉中期，其标志就是司马迁《史记》的问世。《史记》中《货殖列传》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理财思想。书中提到，范蠡有理财头脑，是一个有经济思想的人，其主要理财思想包括：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未雨绸缪。司马迁认为，占有了一定量的资本选择了谋生行业和职业之后，能否发财致富，还取决于经营者的聪明才智。能者可以积累财富，无能者已有的财富也会散失。

中国古代不少思想家都认为勤俭是致富的根本条件，比如韩非就认为：富者是由于“力而俭”，贫者是由于“侈而惰”。司马迁则认为：勤俭只是致富的一个一般条件，而不是决定条件。单纯依靠勤俭，只可免贫，而不足以致富。要想致富发大财，必须“用奇胜”：出奇制胜的经营之术。除了“用奇胜”之外，司马迁还强调“诚壹”，即专业化分工。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理财家，他提出了国家专营思想、统一货币思想、治理通货膨胀思想、本末并重思想。

宋元明清时期的家训中的理财思想主要阐述了节俭、量入为出和簿记入账等三大管理生活资料的理财原则。认为处处皆节俭，事事不妄费，要统筹安排，量入为出，要将每日每月每年的收入和支出都记录在册。

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金融时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口袋里的钱也有了结余，理财思想也就慢慢从理国之财为主过渡到理家之财，出现了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现代理财理论，将人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单身期、家庭与事业形成期、家庭与事业成长期、家庭成熟期、退休期五个阶段，从收入、支出、税收、风险等各角度，运用储蓄、基金、保险、股票、证券、期货、外汇等理财规划工具，对各阶段进行理财规划。

二、西方理财思想的由来

西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明，对于西方理财思想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圣经》中写到：智能人家中积蓄宝物膏油，愚昧人家中随得来随吞下。“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

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孕育了西方最早的理财观念。色诺芬认为财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柏拉图认为每个人只有从事一种劳动的能力，但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由此产生了个人需要同个人能力的矛盾，解决方法就是建立城市，使人们联合起来分工。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为的是满足消费；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值。其中包含了最早的货币增值与通过交换实现使用价值的理念。

谈及西方理财思想，不能不提到犹太人。二千年前，当中国先贤们还在倡导“正人君子”，“舍生取义”，并且竭力表明自己是君子而非小人的人，对“利”字和“钱”字都退避三舍的时候，犹太教的拉比们就已经开始教育他们的同胞，“钱不是罪恶，钱是神对人的祝福”，“《圣经》发射光明，金钱散发温暖”，“身体依心而生存，心则依靠钱包而生存”。在犹太人看来，金钱是人生的工具，应该努力去拥有它。金钱是成功的标致，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没有钱竟然连上帝的礼物都没有，所以“金钱是给美好人生的祝福，是人给上帝的礼物”。

犹太民族的思维方式类似于双重性格，他们提倡节约，但不提倡吝啬：他们提倡储蓄，但储蓄只是为了投资；他们在商业中提倡契约和诚信，并以诚信征服世界，但同时他们又善于钻法律或制度的漏洞；他们做生意小心翼翼，但又经常大手笔地冒险…… 这就是犹太民族，世界上最会赚钱的民族。

三、中西方理财文化比较

不同的土壤滋生了不同的理财观念（见表1）。儒家文化认为“人重于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体现在现代理财行为中，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只问播种而不关心收获。西方在财务管理中则以“结果论”作为理念指导，认为“事重于人”，以客观的材料和实据进行效绩评估。

在财富形态上，中国人遗留着来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斯士有斯财”；在投资形态上，讲求规避风险，偏爱硬资产和有形资产，只有房地产、珠宝、金银财宝才有财富安全感；而现代知识经济强调的是资产的流动性、财富资本化、资本证券化、资产无形化、实物和有形资产的长期贬值趋势不可避免。

不同的文化生活滋生了不同的理财模式。华人理财文化倡导“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优势是以点滴节俭的生活换得较高的储蓄率，加之一家庭为中心理财形成合力，使得华人财富的增长令人刮目相看。而其劣势则在于有时敛财过于苛刻自己，不能豁达地享受生活。万事不求人的思想，难免使得投资过于保守。很多华人心底里很想赚钱，但表面上耻于谈钱，结果增加了交易成本，失去了一些发财机会。

另外，华人的社会行为在更大程度上是由道德而非法律而规范与调节的，儒商重视以诚信为本，一诺千金，缺乏契约与法律的保障，使得交易成本增大，市场范围缩小。欧美讲求“天赋人权”，主张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的个人参与，注重产权制约，靠法律解决争端。

中西方理财观念对比如下：

（中）投资保守，不擅长借钱；

（西）鼓励创业，积极投资。

（中）勤俭节约，储蓄为先；

（西）鼓励超前消费，借钱消费。

（中）企业和家庭产权不清；

（西）社会产权明晰，亲兄弟明算账。

（中）表面都耻于谈钱；

（西）商业交易中实话实说，不忌讳谈钱。

（中）社会信用不健全；

（西）重视社会信用。

四、中西方理财的共通之处

1、开源观：孔子主张不射在巢中之鸟，刘安提出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这是一种培植财源的理财思想，契合了现代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2、仁义理财观：这是《论语》理财思想的核心部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3、节财观：《论语》开篇有“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意思是-管理国家，办事要认真、守信、节财、爱护人民，调用民力要顾及他们的生产时间。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约，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之前，须先有勤劳。但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决不能加大。”犹太人生财的锦囊也与节财密不可分。

4、诚信理财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在孔子看来，人与人之间没有基本的信用，实在不知道还能做成些什么。徽商讲求仁、义、诚、信，奉行：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诚待人，市不二价。晋商亦然。诚信之道在西方的体现便是严格的契约观。正如富兰克林所说：信用就是金钱。

犹太人在经商中最注重“契约”。犹太人一经签订契约，不论发生任何问题，决不毁约。他们认为“契约”是上帝的约定，犹太人由于普遍重信守约，相互之间做生意时经常连合同也不需要。犹太人信守合约几乎可以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在做生意时，犹太人从来都是丝毫不让、分厘必赚，但若是在契约面前，他们纵使吃大亏，也要绝对遵守。

5、和气生财观：儒家以和为贵，以和为美。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双赢有内在的一致性。

6、时间价值观：孔子认为“藏不如用”，将它收藏起来，不如卖掉为好。在西方国家，货币时间价值论提出：现在的一元钱价值与未来一元钱在价值上不等。

五、中西方理财观念的差异

1、开源与节流的偏重

明末的晋商：一方面唯利是图，另一方面紧守钱财，喜欢建房购地。在西方：注重钱生钱，把蛋糕做大而非人省钱。犹太人在生活上以节俭著称，但他们大多投身于金融行业和投资回收较快的行业。犹太人认为，钱不是靠节俭攒来的，而是赚来的。在节流的同时，他们更注重开源。他们的理财观，立足于赚，更为积极主动。

2、金钱观念

儒家耻于言利造就了士大夫阶层对金钱的含蓄态度。犹太人则认为：钱随人贵，钱随人贱。只要有钱赚就绝不放过任何机会。理财是犹太人的生活习惯，融入骨子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是出了名的抠，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也斤斤计较；但是该花的钱，犹太人也毫不吝啬，他们也会享受生活。

3、对风险的认识

同是对利用时机，中华文化认为投机多与取巧连用，有名不正言不顺之惑；西方文化认为，投机是通过主动承担风险而获取报酬的行为。

儒家：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西方：出是原因，入是结果。没有耕种就没有收获。投入的不足在长期内将限制收入增长的后劲。量效为出：根据支出的功效来决定支出的内容和数额。

犹太人深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因此他们对收益和风险看得特别清楚，高收益，必然会付出一定代价，比如说风险，资金的流动性等等，因此他们会在收益和风险之间妥善决策。

4、对财富的分配

东西方相比，在利益分配的原则上，东方趋于平均化。儒家：主张有差别的均衡；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西方：强调贡献，强调分配的激励作用。

5、对融资的取舍

中国素有“万事不求人”的古训，不到万不得已不愿开口借钱。西方：适度负债能在保障经营安全的同时加快财富积累。借鸡生蛋，借钱生钱，借明天的钱使自己今天生活得更好。

6、对数字的态度

中国不会在数字的精确度上斤斤计较，犹太人则习惯于用准确的数字来描述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例如，中国人会说“今天很冷”，“今天比昨天热”。而犹太人一定是：今天是零下十度；今天的温度是38.5度。

7、价值实现空间

中国讲究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以家庭为范围，空间受到限制。而古希腊拓展到整个城邦：根据优势进行分工，发展生产，开展贸易，通过交换实现比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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