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记事系列之十二

为了房子，我和我哥对簿公堂

李庆曾

一

我有两个哥哥。

大哥和我同父异母，在我过去写的一些文章中提到过他。而本文说的“我哥”指的是我二哥。他是我妈头胎所生。

二哥大我8岁，出生于1941年。

自我小时记事起，大哥就一直住校，都是二哥在管家。

父母忙于上班，对我们这群孩子疏于管理。二哥自小贪玩，不喜欢学习，进入青春期后，性格叛逆。我记事后，经常能看到他带着一群孩子在胡同里踢足球，别人劝阻也不听。街道积极分子曾多次到家里来告状。在我们附近胡同里的孩子们中，他算得上是个小霸王。

他好像连高中都没上，初中毕业后就在酒仙桥的电子管厂做了学徒工。那大概是在1958年前后，他也就是十六七岁，我那时还不满十周岁。

我自小就是他的小跟班。不对，我连他的跟班儿都当不上，因为他在外边玩从来不带我。他在我面前说一不二，小的时候我对他总是服服帖帖的。

二

1966年文化革命一开始，我父亲就被他们单位的红卫兵打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进行了批斗，然后就把他遣返到原籍——辽宁岫岩的农村，由当地的农民监督劳动去了。

这样我们一家八口每个月一下就少了120多块钱的收入。当时的大学教授和处级干部的工资也不过就是150元左右。

当时大哥已经把他妈妈接到身边，而且早已结婚。他自己拉家带口，当然顾不上我们。

二哥当时是二级工，工资也就是40块钱左右。大姐和二姐从北京市工业学校毕业后都在工厂工作，工资也就是30多块钱。妈妈在三年困难时期得了肾盂肾炎后就没有再出去工作。三姐和我还都在中学读书。在那期间，我们全靠二哥、大姐和二姐的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

当时我家这三个挣工资的都很顾家。他们拿到工资后都把钱如数地交给我妈妈统一掌管。尽管如此，我们当时的生活状况也可想而知。

1969年初，我和三姐一起去了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不久我二哥成了家，住在位于海淀新宫门我二嫂的一个小院内。

我爸虽然被遣返到辽宁岫岩的农村，被安置在什么大队什么小队，但他年老多病也干不了什么农活，当地农民也懒得管他。因此他在辽宁岫岩没待上几个月就回到了北京。

当时北京的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老爸不敢在家里多呆，于是就躲到我二哥他们在海淀区的那个小院内。二哥一家是双职工，爸爸的职责就是给他们带孩子。我二哥的闺女小侠，就是由我爸从小带大的。

我的二嫂是国民党的将官之后。文革结束不久，就由她的亲戚把她带到香港了。 一两年后她把我哥也办到了香港。于是他们俩带着两个闺女开始在香港定居了。

三

我二哥去香港不久就开始打工，记得他来信提到他的工资是1800港币。当时港币的汇率比人民币还高，折成人民币大约是2000多元。

那是在1980年代初。我当时是带着工资上的大学和研究生。上大学前我在工厂是二级工，工资是41块2毛5。相比之下，那时的香港确实是中国人的打工天堂。

几年后，大约在1980年代中期，我二哥开始和几个朋友合伙做生意。他的生意一度做得很大，在广东的几家玩具厂，在天津的手表厂和照相机厂都有他的股份。

记得那时傻瓜相机刚刚流行，二哥把他们在天津生产的傻瓜相机每人一个送给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有时他还会从香港带一些当时流行的喇叭裤，蛤蟆镜等小礼品送给我们。

二哥当年送给我的傻瓜相机

大约在1987年，刚刚发达起来的二哥，还把我老爸老妈接到香港，玩了几周。回来后，老妈经常会提起在香港的生活，显然她对那里的生活和二哥的安排都很满意。

下图：爸爸妈妈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摄于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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