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陕北及内蒙古中南部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的演进

选自《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05期，蒋刚

内容提要：本文在对山西、陕北及内蒙古中南部夏商西周时期考古遗存进行分析的同时，还论述了这个区域夏商西周时期文化格局的变迁及其原因。作者认为可以将这个地区的青铜文化分为中原青铜文化系统和北方青铜文化系统，这两个文化系统在这个地区经历了长期的文化争夺。吕梁山地及其以西、以北的鄂尔多斯、河套地区文明演进进程是断裂性的，文化格局的变迁多是由于不同人群渗入的结果；太原、忻定盆地的文明演进进程是连续性的；晋南、晋东南地区文明演进历程是随着中原王朝的变化而变化。

山西、陕西及内蒙古中南部自古就是北方民族活动的重要区域，但是，夏商西周时期这个地区的文化面貌如何，传世文献少有记载，主要依靠考古发现的资料。由于相关考古工作还不够完善，所以，这个地区夏商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类型、面貌以及文化格局的变迁等情况一直不是很清楚。目前，对于这个地区夏商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系统讨论不多，但是，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邹衡先生最先对这个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遗存进行全面、系统的讨论①。但是由于当时发现的资料过少，所提出的认识现在来看都有再讨论的必要。后来，许伟先生根据晋中地区多年的考古资料详细讨论了该地区西周以前的考古学遗存的文化特征、编年与谱系②，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王立新先生对这个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流变做过精彩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新认识③。总体来看，学界对此地区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格局的变迁及其原因讨论不够，本文力图对这个地区目前已经发现的夏商西周时期的考古资料进行全面分析，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次系统的论述这个区域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的演进历程。

一 区域内夏商西周时期文化格局的变迁

1.龙山时代晚期

已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在龙山时代晚期，以嵩山南北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聚落群大多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相互抗衡的状态。表现出的状况与文献记载的“万邦”林立的社会局面相吻合④。此时，晋陕高原基本上还广泛分布着以双扳手鬲为代表的遗存，虽然还存在一定的地域性差异，但是，总体来看，文化面貌上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⑤。在龙山晚期偏晚阶段，太原盆地的一些遗存开始发生变化，逐渐蜕变成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即白燕文化⑥（图一）。由于目前发现的资料十分有限，所以，对于太原盆地龙山晚期遗存蜕变的运城盆地分布着三里桥文化晩期遗存；长治盆地分布着小神类型龙山遗存晩期⑧。王乐文和赵菊梅先生已经指出，朱开沟甲类遗存与晋南的陶寺文化、三里桥文化以及豫西的王湾三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湾遗址H166：158陶鬲、H166：27带流蚕⑨分别与新华99W3：1陶鬲、新华99F3：3陶鬲、峪道河H：1陶鬲、新华99F3：2带流盔十分相似（图二）。这两类陶器分别是白燕文化早期和朱开沟甲类遗存晚期的典型陶器，由此可见，在龙山晚期，朱开沟甲类遗存和刚刚形成的白燕文化对中原地区有过比较强烈的文化影响。总之，在龙山时代晩期，北方文化区与中原文化原因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研究表明，冀南“涧沟型”龙山晩期遗存顺漳河向西进入太原盆地以及朱开沟甲类遗存晚期越过吕梁山向东进入太原盆地应当是这种蜕变的重要原因⑦。此时，在临汾盆地分布着陶寺文化晩期遗存；区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为北方文化区对中原文化区的影响。究其原因，可能与此时中原文化区内诸考古学文化处于对立、抗衡、竞争的状态有关。由于各文化处于对立、抗衡、竞争状况，各考古学文化居民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从而使得各文化势力相对弱小，自然就没有能力也没有较好的社会环境向北方地区进行文化扩张。

2.夏代早期⑩

嵩山南北的煤山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经过较长时间的激烈争夺与融合，煤山文化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同时，逐渐强盛并向北推进，直至占据整个嵩山南北地区。最后，嵩山南北地区“聚落形态由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结构?”，整个嵩山南北地区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秩序，率先进入了国家阶段，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由于整个伊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文化得到了统一，从而减少了因相互抗衡、竞争带来的内部消耗，使得区域内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进入一种有序状态，因此，文化势力迅速增强。二里头文化形成不久就迅速占据了原三里桥文化分布的豫西地区，并向晋南地区进行强烈的文化渗透。运城盆地的三里桥文化在受到以二里头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因素的强烈冲击下逐渐蜕变成东下冯文化（图三）0从东下冯文化诞生开始直到整个夏代早期，二里头文化一直都对东下冯文化进行着强烈的文化渗透。虽然，二里头文化一直没有将这个地区纳入自己的文化版图，但是，二里头文化对东下冯文化的渗透无疑是深刻的，甚至在东下冯居民的日常生活所用的陶器中也有数量、种类都较多的二里头文化器类。从当时的文化格局以及各文化的势力强弱来看，二里头文化很可能凭借其强大的文化势力以及军事手段，迫使东下冯文化在政治、军事上臣服于二里头文化。最终使东下冯文化成为二里头文化的附庸或者盟友。已有的发现和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向晋南的文化渗透无疑是东下冯文化产生、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动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将东下冯文化视为二里头文化向北推进并衍生出的一个地域分支?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东下冯文化中不间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存在表明，夏人可能自始自终都没有满足于对东下冯文化政治、军事上的控制，他们始终试图进一步从文化上也占领这个地区。在太原盆地，白燕文化在吸收西方朱开沟甲类遗存和东方“涧沟型”龙山遗存新的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得到了初步发展。进入夏代早期偏晚时期，冀南“涧沟型”龙山遗存蜕变成下七垣文化?。同时，白燕文化受到了主要以下七垣垣文化不断为白燕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因素可能成为白燕文化发展的一种动力。此时，忻定盆地的龙山晩期遗存在受到以白燕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因素的强烈冲击下，也逐渐蜕变成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即游邀类型。白燕文化对游邀类型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游邀类型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白燕文化高领鬲为代表的炊器传统的强烈影响，并充分地吸收了这种炊器传统。游邀类型从其一产生就对白燕文化具有强烈的依赖性，而且这种依赖性随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由此来看，游邀类型很可能在政治、军事上隶属于白燕文化，很可能是白燕文化的附庸或盟友。正是这样，以前学者将其归为白燕文化的范畴也不无道理的。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的东南部和陕北地区，朱开沟甲类遗存走向衰落。但是，可能还没有完全消亡，尤其是在陕北地区可能还有相当并对游邀类型、白燕文化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个时期，朱开沟甲类遗存和白燕文化对中原二里头文化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但是，在白燕文化中却出现少量的盆、爵等二里头文化因素。总之，与上一个阶段相反，从这个阶段开始，南北向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中原二里头文化对北方诸考古学文化的影响更强烈。究其原因，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的统一，夏王朝的建立、文化势力的大大增强有着密切的关系。

3.夏代晚期

进入这个时期，运城盆地的东下冯文化向北推进，将临汾盆地纳入其文化版图?。此时，东下冯居民依然保持着自己族群的文化特征，夏人依然没有将其纳入二里头文化版图，但是，二里头文化仍然对东下冯文化保持着强烈的文化渗透，并随着东下冯文化向北的发展，也将这种影响推进到了临汾盆地。夏人在政治、军事上可能仍然牢牢的控制着东下冯文化（图四）。值得重视的是，到了这个时期的偏晚阶段，东下冯文化中来自下七垣文化的因素比重加大，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比较典型的商式鬲进入到了东下冯文化居民的日常生活。这些迹象暗示，此时，可能有部分商人直接进入了东下冯文化。由此来看，商人在夏代晩期偏晚阶段进入东下冯文化，可能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二里头文化和东下冯文化之间的附庸或者联盟关系。此时的白燕文化进入了极度强盛时期。忻定盆地的游邀类型在白燕文化强烈的文化渗透下瓦解。最后，白燕文化可能将整个忻定盆地纳入了自己的文化圈。虽然目前在大同盆地还没有发现白燕文化的遗址，但是，壶流河流域此时期的遗存?中蛋形瓮等白燕文化因素的发现表明，白燕文化并没有在忻定盆地停止文化扩张，很可能还将其文化势力推进到了大同盆地，并通过桑干河流域进一步将其部分文化因素传布到了冀西北的壶流河一带。在东面，白燕文化对下七垣文化影响甚深。下七垣文化的陶鬲就是对白燕文化陶鬲的充分吸收、继承和改造，最后成为商人一种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炊器（图五）。此夕卜，下七垣文化的三足蛋形瓮无疑也是白燕文化影响的结果在接受白燕文化蛋形瓮时，下七垣文化居民还结合本地平底器产生出一种新的平底蛋形瓮器类?。由此可见，白燕文化不断向下七垣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因素成了下七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在南面，白燕文化也有大幅度的推进。长治小神遗址?的材料表明，白燕文化此时已经越过太岳山，将漳河以西的长治地区纳入了自己的文化版图。辉卫文化中的白燕文化因素表明，白燕文化还以长治地区为跳板进一步将其文化因素传布到了豫东北一带。与此同时，白燕文化依然没有放弃对西南方向东下冯文化施加影响，与夏代早期相比，这种影响还略有增强。

此时，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白燕文化和下七垣文化进行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在白燕文化中存在数量较多的下七垣文化因素，甚至本来从白燕文化吸收、改造后形成的商式鬲，在这个时期偏晚阶段又反过来传布到了白燕文化（图六），从而影响了白燕文化的发展进程。此时，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地区的朱开沟甲类遗存已经从东北向西南逐渐消失。而在准格尔旗一带开始岀现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即朱开沟文化。虽然朱开沟文化继承了朱开沟甲类遗存的部分文化因素，但是，其种类和数量都十分有限，所以，朱开沟文化主要文化因素的来源目前还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朱开沟文化不是朱开沟甲类遗存逐渐蜕变、演进的结果，朱开沟文化的主体居民与朱开沟甲类遗存的主体居民有着本质的不同。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下七垣文化因素在朱开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可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4.早商一期?

伴随着汤革夏命，商人迅速占据了原先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与此同时，商人迅速向晋南地区（包括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推进，东下冯文化在早商文化强烈冲击下迅速解体、消亡，商人直接占据了这个地区。早商文化进入这个地区的同时，与少量的东下冯和白燕文化因素交流与融合，在晋南地区形成了早商文化的一个地域类型即东下冯类型（图七）。商人灭夏后之所以要迅速北进占据晋南地区，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商人西进灭夏，必然会有部分夏人溃逃到曾与夏王朝是附庸或者联盟关系的晋南地区，为了彻底消灭夏人残余以及友邦，防止夏人的东山再起，商人自然要继续北进占据晋南地区。二是，晋南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食盐、土地、人口等资源，所以，商人自然不会放弃对这个地方的控制。为了稳定地获得这些资源，商人在垣曲古城镇南关。、夏县东下冯?等晋南与伊洛地区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修建城址，直接对这个地区进行军事殖民统治。商人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地占据晋南地区，可能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是早在夏代晩期偏晚时期下七垣文化就对东下冯文化进行了强烈地文化渗透，这使得东下冯文化居民在

文化心理上对商文化可能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二是商文化与白燕文化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联盟关系，商人灭夏后，东下冯文化被商文化和白燕文化两面夹击，自然容易被吞并。随着早商文化的形成与初步发展，至少在早商一期偏晚阶段，白燕文化向北收缩，长治地区可能纳入早商文化的版图。白燕文化和早商文化再次正面接触，文化交流与融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不仅仅典型的商式鬲进入白燕文化居民日常生活，而且，商式鬲和土著鬲经过长期的交流和融合后形成了“中间型鬲”。“中间型鬲”的出现显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可能是商人与白燕居民是一种友好的、联盟关系?的重要证据。早商文化东下冯类型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侈口深腹鬲等白燕文化因素?，这也表明早商文化和白燕文化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与此同时，商人可能还通过白燕文化进—步向步入繁荣的朱开沟文化施加影响。虽然忻州尹村?的材料表明，此时白燕文化可能仍然占据忻定盆地，但是，冀西北的壶流河类型此时不再出现白燕文化因素也暗示，白燕文化在北部的文化影响可能也向南有所收缩。

5.早商二期

此时，早商文化稳定地控制了晋南地区，文化岀现繁荣态势。白燕文化依然主要占据太原盆地（图七），与商文化进行着日益密切的的强烈冲击。从一些墓葬（如朱开沟M1O52）中岀土比较单纯的商文化因素来看，此时，可能有部分商人直接进入了河套地区。杨建华先生在分析朱开沟墓葬中商文化因素的存在状态后认为，此时，早商文化与朱开沟文化的文化交流可能是通过战争的形式来完成的＜8。此外，居址中的中原系铜器多数出土于H5028中，尤其是出土了铜鼎、爵等中原系容器残片。据研究，H5O28出土的刀把、鼎、爵等铜器的金相组织与其它铜器相比显示出异常的现象。而且据发掘者介绍，这个灰坑铜器均残破，似为有意砸碎，同时还有火烧的迹象每。这些现象表明，朱开沟文化与早商文化的确可能是一种敌对关系。在这个时期，早商文化进入了最为繁盛的时期，不仅仅对白燕文化进行着强烈的文化渗透，而且在东北方向，早商文化占据了冀西北的壶流河流域一带，文化版图空前扩展。总体来看，进入朱开沟文化的商文化因素很可能有两条路径：一条是通过白燕文化间接向西北方向传布，另一条是通过到这个时期，商王朝内部发生“九世之乱”（《史记?殷本纪》）。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两大都城在早商二期晚段时均已废弃，从此商朝政局不稳，都城迁徙不定，国力大衰，早商文化急剧向中心地区收拢、退缩。在做过较多工作的晋南地区很少发现有此时的早商文化遗存，这或可表明，早商文化可能在此时已经退岀了这个地区（图八）。河套地区的朱开沟文化也在早商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解体、消亡。其肥袋足鬲的花边装饰作风也伴随着早商文化的退缩向东、西两个方向大量传布，给其它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因子。由于南、北两个强势文化的退缩和消失，白燕文化获得了一个相对平静、宽松的发展环境，所以，此时部分白燕文化很可能随早商文化的南缩进入晋南地区。洪洞上村村?和杨岳村?）出土铜器遗存充分表现了中原商文化和北方青铜文化的交流与融7?后任家合。从这两批铜器种类和组合13.杏花还可以看出，在礼制上对中原八顷商文化的认同，在兵器和装饰

冀西北桑干河流域或者洋河向西直接进入。考虑到此时朱开沟文化中的商文化因素表现出明显的战争气息，所以，这个阶段进入朱开沟文化的商文化因素主要可能是通过后一条路径实现的。

6.早商三期

到这个时期，商王朝内部发生"九世之乱"（《史记·殷本纪》）。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两大都城在早商二期晚段时均已废弃，从此商朝政局不稳，都城迁徙不定，国力大衰，早商文化急剧向中心地区收拢、退缩。在做过较多工作的晋南地区很少发现有此时的早商文化遗存，这或可表明，早商文化可能在此时已经退出了这个地区（图八）。河套地区的朱开沟文化也在早商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解体、消亡。其肥袋足鬲的花边装饰作风也伴随着早商文化的退缩向东、西两个方向大量传布，给其它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因子。由于南、北两个强势文化的退缩和消失，白燕文化获得了一个相对平静、宽松的发展环境，所以，此时部分白燕文化很可能随早商文化的南缩进入晋南地区。洪洞上村村②和杨岳村@出土铜器遗存充分表现了中原商文化和北方青铜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这两批铜器种类和组合还可以看出，在礼制上对中原商文化的认同，在兵器和装饰上却具有更多的北方青铜文化色彩。

7.晚商早期

盘庚迁殷后，政权得以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商文化得到了恢复，到武丁时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在晚商早期时，进入晋南的白燕文化和晚商文化在晋南地区进一步交流与融合，形成了旌介类型文化遗存（图九）。灵石旌介、浮山桥北餘两处墓地发现的都是高级别的墓葬，这些墓葬基本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木质棺椁葬具、殉人、殉狗、带腰坑，随葬以爵、赧酒器为主的青铜容器组合，这些特征与殷墟商人墓葬习俗几乎完全一致。由此可见，此时晋南的居民（尤其是贵族）在丧葬习俗、礼制信仰、等级观念等方面完全认同了中原的商人。有些墓葬随葬的还是典型的商式陶鬲，这表明，其中一些贵族墓葬很可能就是商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高等级墓葬中，有些墓葬随葬的陶鬲不是商式陶鬲，而是深腹鬲。林法先生已经指出，这种陶鬲与白燕文化陶鬲具有明显承继关系?,在西周晋文化的天马-曲村、上马墓地等遗址中依然存在一些与这类陶鬲有明显承继关系的陶鬲。这些现象表明，旌介类型文化的部分贵族甚至最高统治者可能是土著白燕文化居民。旌介类型文化的政治统治模式很可能是以土著贵族为首的商人与土著的联合统治。但是，旌介类型文化埋葬习俗上可能完全接受了贵族在等级观念、商人的传统，政治上也服从商王政权的领导。旌介类型文化可能是主动向商王朝靠拢并接受文化接受了中原商人的礼制信仰，偏北的太原盆地的白燕文化居民至少在晩商早期可能也接受了商人的礼制信仰。由此可见，进入晚商时期，商人与白燕文化的关系依然十分密切。与此同时，晋西山地李家崖文化兴起。李家崖文化的源头很可能与乡宁内阳垣M28?为代表的土著文化有密切关系。研究表明，“石楼类型铜器”属于李家崖文化例，其存在数量较多的商式青铜容器，而且，这些青铜容器组合具有明显的重视爵、趣为主的酒器作风，由此可见，李家崖文化的贵族可能接受了中原商人的礼制传统，也以青铜礼器来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但是，“石楼类型铜器”中具有与商文化不同性质的青铜兵器和工具，而且李家崖文化日常生活所用陶器中几乎不见商文化因素。这些现象又表明，商文化对李家崖文化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没有晚商政权分封的进入晋南的白燕文化。从当时的文化背景看，分封旌介类型文化也是晚商政权为抵御西北强大敌人而构建的重要屏障。忻县牛子坪和羊圈坡⑥两座以爵、聲配套随葬的墓葬表明，不仅仅在偏南的晋南的旌介类型影响或影响甚微，商人与李家崖文化的交流主要是上层贵族之间的精神层面的交流。

8.晚商晚期

进入这个时期，旌介类型文化和晚商文化依然保持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晋西北的李家崖文化也进入繁荣时期。杏花墓地出土的陶鬲中，商式陶鬲甚至占据了多数，由此可见，晩商文化对白燕文化的渗透有所加强，白燕居民对商人的认同感也与日俱增。从传世文献和甲骨文中可以看出，此时李家崖文化和中原商文化有着时战时和、时服时叛的微妙关系。此时，与晋西北山地土著文化有着承继关系并吸收了部分朱开沟文化因素的西岔文化，开始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清水河一带出现并繁荣働。在晚商晚期偏晩时期，与欧亚大草原联系紧密的“保德类型铜器”也在南流黄河以东的晋西北山地出现（图十）。

“保德类型铜器”所体现的是典型的武士组合，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在其强大的武力压力下，李家崖文化向西退缩到南流黄河以西地区。西退李家崖文化向南发展，将其文化影响传布到了关中地区，有学者甚至认为李家崖文化在关中北部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类型即“断泾类型”“保德类型铜器”居民可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中原地区获得一些青铜容器作为奢侈品。进人这个时期，先周文化也繁盛起来，将商文化逐步赶出了关中东部，从而占据了整个关中地区先周文化在不断东进的过程中将其文化影响扩展到了本文研究的区域。在“石楼类型铜器”中出现了以乳钉纹青铜篋为代表的较多的先周文化因素，鼎、篋组合的周人礼制传统也在不断增多。在晋中的杏花墓地中还出现了数量较多的典型的周人瘪裆联裆鬲。旌介类型也出现了羽状纹三角援戈等先周文化铜器类型。据杨宽先生研究，《史记?吴世家》记载的太伯、仲雍之事有误，其实太伯、仲雍是虞之始祖，即在晩商时期，曾发生过太伯、仲雍迁虞之事，而虞就在商王朝北面的山西平陆一带；《古本竹书纪年》载“太丁（当作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太丁（当作文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这些记载表明，周王季历曾对陕西、山西地区的鬼方、燕京戎、余无戎等北方民族进行过征讨?。由此来看，周人在晚商晚期偏晩时期对陕北及山西地区的确是有所开拓的。陕北、山西地区诸考古学文化中周文化因素明显增多可能就是周人对这个地区开拓的结果。其实，周人向东的文化渗透并没有在西区止步，而是通过桑干河流域进一步将其文化传统传布到了燕山以南地区的围坊三期文化之中。总之，在晩商晚期偏晩阶段，与晩商文化相比，先周文化对商文化北部的诸考古学文化的渗透明显占据上风。周人不仅将文化渗透到经常与商人为敌的李家崖文化中，还将文化渗透到了一直与商人是盟友关系的白燕文化中。《诗经?鲁颂?宫》记载：“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晩商时期，周人成功地对山西地区乃至燕山以南地区诸考古学文化进行强烈的文化渗透可能就是“翦商”局面的反映。

9.西周早期

随着先周文化不断壮大，武王东进灭商，从而实现了“小邦周”占据“大邑商”。周人为了对数量多于自己数倍的商人进行有效的统治，保障其占据的广大领土，在政治上采用了分封制度。周人灭商后不久就将其一个重要的姬姓封国晋国分封到了晋南地区。虽然周人早在晩商晩期偏晩时期就对陕北、山西地区进行了较强的文化渗透，但是初封的晋国却是“戎狄之与邻”（《左传?昭公十五年》），“戎翟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0在西周早期，晋文化的分布范围十分有限，紧紧局限于洪洞至翼城不大的区域（图十一）。与此同时，在南流黄河以东的山西西北地区依然活跃着十分浓厚的“保德类型铜器群”。西岔文化继续生存在内蒙古中南部清水河一带。被“保德类型铜器群”排挤到南流黄河以西已经衰落的李家崖文化可能还有少许勉强在延续。

10.西周中期

此时，“保德类型铜器”依然占据南流黄河以东的山西西北地区。李家崖文化和西岔文化可能在“保德类型铜器”的强烈冲击下，分别在陕北和清水河一带消亡。可能也是在“保德类型铜器”压力下，晋文化的发展依然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分布范围没有明显扩大（图十一）。

11.西周晚期

到了这个时期，“保德类型铜器群”消亡。晋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发现的西周晩期遗址数量明显增加，据田建文统计，有闻喜丁店、上邵王村、店头堡、裴社、王赵村、南王村，夏县泊头、西晋村、崔家河、堡二村，运城市盐湖区东纽村、亳头村、杨余村、留驾庄，永济县刘家营、南胥村、小朝村、苏村，芮城东王村、晓里镇、大禹渡、牛皋、柳湾村，临猗浪店等，翼城老君沟、东午寄、北寿城、马册村，河津市东崖底，绛县东晋峪、邯王村、浚南村，新绛西尉村、白村、西柳泉，曲沃王村、里村西沟、卫村，侯马南杨村、上马、驿桥、襄汾史家沟、吉柴村、兴永村、小梁村、刘贾村，临汾小苏村等50处。。由此可见，西周晚期，西周晋文化分布范围明显扩大，独具特色的真正意义上的晋文化开始形成（图十二）。在晋文化的北部，由于缺乏资料，情况不明。

二 区域内两个青铜系统的划分

已有的研究表明，此区域内的朱开沟文化、李家崖文化（包括石楼类型铜器）、保德类型铜器、西岔文化无论在陶器还是在铜器上都与中原夏商西周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他们之间在陶器、铜器方面却存在明显的一致性。李家崖文化中的肥袋足鬲、三足蛋形瓮、截面为逗号形的石刀、小口折肩罐上云雷纹装饰等都是对朱开沟文化的继承。“西岔文化的房屋建筑技术、制做陶鬲的工艺技法，以及A、C型双鎏鬲、鼓腹罐、斜直腹盆形甌、鼓腹盆、豆、长方形弯身刀、骨铲等，均可从朱开沟文化中找到来源?”。陶鬲绳纹装饰及领、及足根也是他们的共同风格。就铜器而言，他们最具特色的主要是一些环首刀、铃首剑、管耋斧、直线纹、镑等武器工具以及耳环等饰品，这些都是明显区别于中原系青铜器的典型北方系青铜器。所以，可以将这些文化类型归为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即北方青铜文化系统。而东下冯文化无论在陶器还是在铜器上都与二里头文化具有较多的相似性，所以，可以将这两个文化归入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白燕文化早期“陶器的质地、纹饰和器形等都与龙山时代晩期遗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筠”，进入夏代晚期以后，白燕文化与商文化的联系日益密切，白燕文化不仅仅是在精神层面的礼制上认同了商文化，在日常生活陶器上也广泛的接受、认同了商文化因素，甚至岀现了两种文化因素完美结合的中间型鬲。由此来看，进入夏代晚期后，白燕文化与商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亲缘文化区”。正是这个原因，白燕文化也应该和商文化一起归入中原青铜文化系统。晋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周文化，所以晋文化自然属于中原青铜文化系统。

三 区域内夏商西周时期文明演进进程、模式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单从年代上看，在吕梁山地及其以西以北的鄂尔多斯、河套地区，夏商西周时期存在朱开沟甲类遗存——朱开沟文化——李家崖文化、西岔文化、保德类型铜器群这样一个考古学文化序列。但是，在这个考古学文化序列中，年代有别的任何两个考古学文化之间在主体文化因素上都有本质区别，都没有明显的承继性。由此来看，这个地区的北方青铜文化的演进进程无疑是断裂性的，新的考古学文化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新的外来人群的出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岀，这个地区在夏商西周时期人群迁徙频繁，新的外来人群不断来到这个地区。已有的考古迹象表明，在这个地区的上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在早、晚商之际。夏至早商时期，这个地区是一种相对统一的文化格局，整个社会相对较为稳定、祥和，农业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晚商至西周时期，这个地区出现分裂，众多考古学文化相继岀现在这个地区，各自占据一个区域，互相处于竞争、抗衡的状态，战争可能经常发生。整个社会显得相对分离和动荡，农业虽然还是居民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但是并非占据绝对优势，人们对畜牧业变得越来越依赖。

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的太原、忻定盆地地区却是另外一种景象。这里的考古学文化在龙山末期就开始受到涧沟型龙山遗存的影响演变成白燕文化，白燕文化在这里一直稳定发展，直到周人分封晋国，实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政治策略，白燕文化的居民（至少是相当部分）可能才相继融入了晋文化之中。白燕文化上千年的发展历程表明，白燕文化居民与商人日益密切的关系可能是白燕文化在中原青铜文化和北方青铜文化之间延续上千年之久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晋中地区也是商文化和北方青铜文化接触的缓冲区域，商人与白燕文化居民保持稳定的联系也是商人经略北方地区的政治策略。

晋南、晋东南地区是夏商西周王朝不断争夺的地区，其文明演进历程是随着中原王朝的变化而变化。总体来看，虽然在夏代和晩商时期，晋南地区不是夏文化和晚商文化的直接分布区域，但是，前面的分析表明，晋南地区可能一直都是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控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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