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博山的故事”

XiaoMing 0 2024-12-10

来源 博山宣传

《聊斋志异》中的博山人与事

孙启新

蒲松龄一生中到过博山几次,这确实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据他自己回忆,应该有几次:“余自西鄙趋颜山,经由此道三,尝遭泥滑。”(《龙泉桥碑》)但见诸文字记录的只有康熙九年(1670)蒲松龄应孙蕙之邀帮办文牍、经过博山前往宝应县以及次年返回淄川之事。尽管如此,《聊斋志异》却有14篇记述博山的人或博山事,这对我们研究博山的经济社会不无裨益。

一、《聊斋志异》中博山的称呼

相对于淄川来说,博山建县比较晚,因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各篇中没有“博山”二字,有的只是博山的旧称。

据《续修博山县志》记载:“周末,齐国西南郊长城岭下之北鄙,有孝妇颜文姜居岭下,殁而有神,故后世目其地为颜神。宋代已著称。金为淄州淄川县重镇,时名颜神店。元为行淄州、行淄川县,入益都,后称镇。明仍之。清雍正十二年,分益都乡社,割淄川、莱芜两县村庄,改置新县,名曰博山。按:博山自分境以来,属青州府辖。”依据《博山县志》,博山自古以来,先后称颜神、颜神店、颜神镇,清雍正十二年(1734)设置博山县,归青州府管辖。

在《聊斋志异》中,《胡大姑》记述:“时颜镇张八公子家,有狐居楼上,恒与人语。”《戏术》记述:“利津李见田,在颜镇闲游陶场,欲市巨瓮,与陶人争直,不成而去。”《古瓶》记述:“颜镇孙生闻其异,购铜器而去。”文中的“颜镇”,应该是蒲松龄对“颜神镇”的缩写,即现在的博山城区。据《颜神镇志》记述,当时颜神镇已是“视下邑不啻倍之”。《农妇》记述:“妇自赴颜山,贩陶器为业,有赢余,则施丐者。”文中的“颜山”,应该是“颜神镇”的另一称呼,当然这一地名称呼不太规范。

《妾杖击贼》记述:“益都西鄙之贵家某者,富有巨金,蓄一妾,颇婉丽。”《小二》记述:(赵小二夫妇)“因贱售其业而去之,止于益都之西鄙。”《董生》记述:“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鄙”,据《辞海》解释:郊野之处。文中的“益都西鄙”、“益都之西鄙”据当时人们的习惯称呼以及蒲松龄的写作习惯,当指颜神镇附近的农村地区。当时颜神镇隶属青州府益都县管辖,位于益都县的最西部,位置较为偏僻。例如,蒲松龄就将设帐授徒的西铺村一带称作“淄川西鄙”。至于“青州之西鄙”,只是“益都之西鄙”的又一称呼而已。

二、聊斋志异中的博山人

《聊斋志异》中有关博山的14篇文章,叙述了近20个人的奇闻异事,引人入胜、令人遐想,但多数是蒲松龄创作的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如《双灯》中的魏运旺,《小二》中的小二夫妇,《董生》中的董生、王九思。可能真实存在,但现在无法据实考证的历史人物也不少,如《胡大姑》中的岳于九、张八公子,《古瓶》中的颜镇孙生,《捉鬼射狐》中的李著明长子友三、孙氏,《蹇偿债》中的乡人王卓。能够有史可考的历史人物,如李毓奇祖孙三人,孙珀龄、琰龄两兄弟以及翟世琪,因为清初以来行政区划频繁变动,有的原来并不是博山人,后来成为博山人;有的原来属于博山人,现在却成为其他区县的人。

清光绪版《聊斋图说》插图

(一)李毓奇祖孙三人

《捉鬼射狐》开篇写道:“李公著明,睢宁令襟卓先生公子也。”《蹇偿债》篇首介绍:“李公著明,慷慨好施。”

文中的李襟卓,名毓奇,明万历十年(1582)中山东乡试第二名,万历四十年(1612)至四十四年(1616),任江苏睢宁县知县。《益都县图志·选举志》记载:“又,举人,洪武年有王让(丙子),嘉靖年有赵汝弼、赵敬简(丙午)、赵敬宾(戊午),万历年有赵尔待、李时华(并癸酉)、李毓奇(壬午)、栾行言(乙酉)、刘若虚(辛卯)、赵大伦(庚子)、郑之韩、翟凤翮(并癸卯)、翟凤羽(乙卯)、岳储珍、王宏化(并戊午),天启年有张联轸(甲子)、李馨(丁卯),崇祯年有孙廷铎、翟文贲(并壬午),凡十九人,皆隶今之博山。……并不录。”由此可知:李毓奇是博山县人。再查《续修博山县志》,有如下记载:“李毓奇,字襟卓,万历壬午亚元,知睢宁县。”这充分说明李毓奇是博山人。既然李毓奇是博山人,那么他的儿子李著明、孙子李友三当然也是博山人了。

李毓奇的儿子著明、孙子友三,因为缺少资料,其名不可知。李著明是新城王季良的内弟,为人豪爽,胆大异常,从来不知道胆怯。王季良,旧本冯镇峦谓其系“渔洋族祖”。据《新城王氏世谱》所载:王象随,字季良,行七,明天启元年(1621)举人,崇祯四年(1631),驻防山东登州参将孔有德部兵变,王象随守城抗贼,山东巡抚朱大典题请应纪录以需大用。九年(1636),特旨保举贤良方正。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劫掠山东,新城陷落,王象随遇难。王象随配李氏,生二子。

李友三为著明长子,与蒲松龄有姻娅之好。据《捉鬼射狐》篇可知,“公长公友三,为余姻家,其所目睹”。再据文集《祭李公著明老亲家文》可知,自李著明开始,李家依亲侨寓淄川孙氏宅院。文中的“孙氏”,有可能是孙之獬这一家族,孙家广有田地房屋,能够对外租赁房产,但因为缺少相关资料,无法证实。

(二)孙珀龄、琰龄兄弟

《郭安》开篇介绍:“孙五粒,有僮仆独宿一室,恍惚被人摄去。”

乾隆《淄川县志·选举志》记载:“孙珀龄,顺治丙戌傅以渐榜。授工科给事中,历刑科左右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壬辰会试分房。升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通政使司左通政加一级。任言官时,建白三十余疏,多见施行。为人坦直慷慨,不立城府,不吝施予人,人咸乐其和易焉。”

孙珀龄,原名孙秠,字五粒,原淄川县大庄人。孙珀龄曾祖光辉、父之獬均为明朝翰林,号称“世读中秘书家”。孙珀龄承继家学,刻苦攻读,明崇祯六年(1633)中举人,清顺治三年(1646)成进士,授工科给事中,历任刑科左右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顺治十三年(1656)三月,补太仆寺少卿,同年十一月,升鸿胪寺卿,官至通政使司左通政加一级。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顺天乡试科场案爆发,孙珀龄受到牵连,于次年流徙尚阳堡。

《山市》叙述:“奂山山市,邑景之一也,数年恒不一见。孙公子禹年,与同人饮楼上,忽见山头有孤塔耸起,高插青冥,相顾惊疑,念近中无此禅院。无何,见宫殿数十所,碧瓦飞甍,始悟为山市。”《鸽异》附则讲述:“向有友人馈朱鲫于孙公子禹年,家无慧仆,以老佣往。”文中孙公子禹年,即孙琰龄,孙之獬次子、孙珀龄的弟弟。

乾隆《淄川县志·人物志》记载:“孙琰龄,字禹年。兵部尚书之獬之子,通政司左通政珀龄弟也。国朝开科选拔贡元,截取州同知,养亲不仕。”顺治四年(1647)七月,高苑(今淄博市高青县)人谢迁率千余人反清起义,围攻淄川县城。孙琰龄按照其父孙之獬的吩咐,乘夜色顺绳索溜下城墙,只身进京请求援兵。清兵收复淄川县城后,孙琰龄得知其父和一子三侄、一妻二女的死讯后,痛不欲生,一定要追随父亲而去,两次自杀未成。

经亲朋好友多次劝解,才打消自杀念头。其兄孙珀龄顺治年间任通政使司左通政使时,因官事入狱,将被处死。这时孙琰龄已与其兄分家单过,但念及兄弟之情,便顶风冒雪,赶赴京城,奔走于豪门之间,竭力营救。顺治十六年(1659年)春,孙珀龄被减罪遣送东北,他一直送到山海关外。康熙二年(1663年),朝廷颁布修工赎罪令,孙琰龄变卖家产,折银上交,赎回兄长,全家人终得团圆。从孙珀龄入狱到回籍,孙琰龄累计花费2万余两白银,出让土地70余顷,变卖了省城和县城的豪宅,几乎倾家荡产。时人评价孙琰龄“真所谓能笃同气者哉!”

孙珀龄、琰龄兄弟本来是淄川人,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淄川、博山行政区划调整,孙家大庄划归博山,因此二人成为博山人。

清光绪版《聊斋图说》插图

(三)翟世琪

《鄱阳神》篇首讲道:“翟湛持,司理饶州,道经鄱阳湖。”文中的翟湛持,名世琪,因为行政区划变动,由益都人成为博山人,又由博山人成为淄川人。翟世琪现为淄川区西河人。

查阅清光绪《益都县图志·选举志》:“旧志:进士,顺治年有……翟世琪、翟延初,并己亥。……凡十九人,皆隶今之博山,故不录。其见旧府志者准此,不枚举也。”据其记载,清雍正十二年(1734)博山建县,翟世琪遂成为博山人。查阅《续修博山县志·选举志》,所记载的翟世琪生平事迹极其简略:翟世琪,字湛持,顺治乙酉中举人,顺治己亥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任江西饶州府推官,改任陕西韩城知县。据此可知:翟世琪于顺治二年(1645)中举人,顺治十六年(1659)中会试五经魁,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康熙六年(1667)担任江西饶州府推官,同年改任陕西韩城知县,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死于兵变。

康熙十三年(1674)十二月,统领陕西军务的平凉提督王辅臣因为粮饷马匹分配不公,率部在陕甘地区反叛清廷,陕西神木道杨三知率众守城。在陕西各地知县首鼠两端之时,“惟韩城知县翟世琪与神木通声援”,这充分表明了翟世琪抵制王辅臣反叛、拥护满清王朝的鲜明态度。《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五·忠义二》记载:“柳沟营游击李师膺受伪札,鼓众噪饷,世琪出谕贼,先被戕,及其二子。”康熙十四年初,王辅臣率部北抵平凉,游击李师膺接受王辅臣的招抚信,开城迎降,决意追随王辅臣反清。二月三日,李师膺带领兵卒进逼韩城,在城门外佯装催要军饷,翟世琪出城劝阻,被李师膺擒杀,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2个儿子(《韩城县志》记载,3个儿子一同遇害)。

翟世琪在饶州府担任推官时,聘请著名学者邱维屏讲解《易》,担任韩城知县后,邱维屏随同翟世琪前往韩城,继续为其讲《易》。此外,翟世琪在饶州期间,召集磁户造青磁《易经》一部。所谓青磁,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烧成的陶活字。但是,据王士禛《池北偶谈·谈异四·瓷易经》所记,翟世琪“集窑户造青瓷《易经》一部”,似乎是烧制了若干幅刻有整部《易经》的瓷板。

翟世琪主政韩城期间,主持扩修了司马迁祠墓,将司马迁墓筑成高台,用灰砖三层严加封裹,上砌女墙,并填沟数丈修建神路,建起“河山之阳”砖牌坊和“高山仰止”木牌坊,又重修了享殿、门坊,使祠墓的建筑布局基本形成了如今模样。这次修建,历时七年,是祠墓修缮史上工期最长、耗资甚巨、工程量最大的一次修建。

三、聊斋志异中的博山陶瓷琉璃

据孙廷铨《颜山杂记·物产》记载:颜神田地虽少,但矿藏富饶,有煤、铁、铅、铝、钒、黄丹、红土、陶土、焦宝石、紫石、马牙石,等等。博山煤炭储量极为丰富,且多分布在地表浅处,采炭较易;又富藏粘土和焦宝石,此二者是烧造陶瓷的重要原料;还大量出产马牙石、紫石、黄丹、矾等,是玻璃、琉璃的原料。于是,经过若干年发展,煤炭、陶瓷、琉璃成为博山三大工业,远近驰名,影响深远。

博山烧造陶瓷历史悠久,以实物为证可知的年代在隋唐期间,自宋朝开始,博山地区进入陶瓷生产的发达时期,历经元、明、清,至今久盛不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博山大街发现了宋朝的瓷窑遗址;宋朝时颜神已建有窑神庙,这可从仍存于北岭的道光年间的窑神庙残碑上得知;《宋会要辑稿》记述:“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三班内侍二人监库。”文中的青州应指颜神,因为除颜神外,青州并无其它陶瓷产地。《大清一统志》所言“青州府土产陶器,出博山县”,是博山生产陶瓷的最好补充说明。

博山各地烧制陶瓷的窑炉甚多,现存遗址,除大街外,还有五龙、北岭、山头、窑广、石炭坞、福山等。《颜山杂记·物产》记载:“孝乡之瓷,出于山头、务店(五龙)者,碗钵为多;出于邀光(窑广)者,罐为多;出于八陡者,瓶罍为多;出于西河者,鱼缸醯瓮为多。然皆疏土也。”

《戏术》写道:“利津李见田,在颜镇闲游陶场,欲市巨瓮,与陶人争直,不成而去。至夜,窑中未出者六十余瓮,启视一空。”由此文看出,清朝初年博山一个陶窑一次可以烧制60多个大瓮,已经形成很大的生产规模。《农妇》写道:“妇自赴颜山,贩陶器为业,有赢余,则施丐者。”此文介绍淄川一名农妇靠从博山运输陶器为生。由此可以推知,明末清初博山陶瓷生产量很大,博山或者邻近各县的闲散农民靠贩卖陶瓷为业,以此养家糊口。

《小二》记述:“(赵小二夫妇)因贱售其业而去之,止于益都之西鄙。女(注:指赵小二)为人灵巧,善居积,经纪过于男子。尝开琉璃厂,每进工人而指点之,一切棋、灯,其奇式幻采,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居数年,财益称雄,而女督课婢仆严,食指数百无冗口。”

博山琉璃专家张维用先生考证:赵小二夫妇居住的山村,就在颜神镇近旁,有可能是现今的姚家峪村;姚家峪村同时又可能是博山琉璃起源地。姚家峪村现在早已不再生产琉璃,其年代久远,以至姚家峪村民全都失去了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该村西侧不远处发现一个圆柱型的坑,四壁有烧结痕迹,似有可能是早期博山琉璃的一个生产基地,却缺乏有力证据。

颜神镇生产琉璃不但有文字记载,也有考古遗址为证。古代颜神镇,即今博山城区及其以南神头村一带,地处孝妇河的源头。其地山多田少,难以发展农业,且“土多煤炭”,有着丰富的制造陶瓷、琉璃的原料。宋朝以前,此地已有陶瓷业的生产。元朝及以前朝代,博山琉璃作坊群大多集中在孝妇河东岸,明清至近代,博山琉璃作坊群大多集中在孝妇河西岸,这或许是因为东岸地势低洼,经常遭受洪水侵袭,不能保证正常生产。

1982年11月,在博山大街北段旧称“银子市”之处,发现一处古代琉璃作坊遗址,经专家考证,该遗址所处年代为元末明初。有明一朝,博山琉璃业无论在产品的品种上还是在工艺技术上,都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吹制产品的出现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明洪武年间,内宫监在博山设“外厂”,为宫廷生产“青帘”等琉璃贡品。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由民间琉璃艺人徐应元发起,众多工匠募集资金,建立“炉神庙”,该建筑至今保存完好。之后,成立博山第一个琉璃业行业组织——炉行醮会。清朝时博山琉璃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是,制作琉璃的根本设备“炉”有了功能上的分化,出现了大炉、圆炉、米珠炉等,有利于分门别类地生产各种琉璃产品,并一直延续到现代。

蒲松龄在《小二》文中称赞“一切棋、灯,其奇式幻采”。文中的“灯”,可能就是料丝灯。蒲松龄写作《小二》当有所本。文中关于小二夫妇开设琉璃厂、制作“棋、灯”的故事,肯定是蒲松龄在听说了颜神镇琉璃产业的基本情况后据实写作的。

张维用先生在《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介绍:铺丝类产品为灯、屏之类。于水响货炉上拔出极细之玻璃丝,截短成束。将玻璃丝在案上斜铺成屏匾大小,再用鱼鳔水铺上画师所画画片。画片上再用鱼鳔水,取相反方向再斜铺玻璃丝一层。干后裁齐、贴边、装框即成。在平板玻璃不能普及的年代,这样的铺丝灯屏当然是装饰室内外环境和年节渲染气氛的上品。王培荀《乡园忆旧录·任浚》(卷八)引用任浚《咏料丝灯屏》的颈联“璀璨漫疑施杂组,通明共羡列条冰”,赞美料丝灯屏,进而解说:“甚雅切。料丝,盖以琉璃为细丝,编之为屏、为灯,洞彻滉漾,博山所出也。”王培荀所述资料,可以印证张维用先生博山“铺丝灯屏”之说。

文/孙启新

作者简介:

孙启新 男,山东淄博人。淄博市纪委监委三级调研员,中国聊斋学会(筹)理事,淄博市蒲松龄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淄博地域文化研究。

【本文选自博山的故事 特此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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