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刘秉南

记者 杨军 孙明春 孔浩 文/图

刘秉南，1912年4月出生于薛城区小屯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母早亡，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早年饿死），家道贫寒，从七八岁开始就上山拾柴、放牛，在十二三岁时，跟着兄长外出逃荒要饭，为维持生计到十五六岁时，开始靠卖苦力、扛活、给人种地勉强度日。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条件最为艰苦，刘秉南于8月毅然加入了山东省峄县抗日义勇队，扛起枪，走上了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的革命道路，并在1939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戎马一生，刚正不阿，艰苦奋斗，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始终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祖国，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鲁汉”原型勇敢截敌人火车

著名电影《铁道游击队》放映后，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电影里王强的原型——王志胜；刘洪的原型——刘金山、洪振海；老周的原型——刘景松；这些英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其中，鲁汉的原型刘秉南，也是刘景松的侄子。特别是影片中有一组铁道队员打军车的精彩镜头，其中有一位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手提白酒、化装成商人在火车上与鬼子巧妙地周旋，最后把鬼子灌醉，又把鬼子的头卡在火车窗户上的既诙谐又机智的游击队员，就是源自于刘秉南在一次战斗中的亲身经历经过作家艺术加工创作而成。

1940年以后，鲁南地区正值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日军集中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连续“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不断同八路军摩擦。同时，由于抗日民主政府尚未普遍建立，我军的粮食供给靠地征集根本得不到保障，武器弹药的补充也十分困难。在这艰苦的岁月里，苏鲁支队的广大战士坚信革命一定能胜利的信念，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不叫苦、不喊累、不怕死、不断伺机对日军发动袭击，夺取敌人的粮食、布匹、武器弹药来装备自己，成为当时铁道游击队战士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刘秉南和其他铁道队员从小就练就了一套扒火车的绝招。这一年夏天，他们得知日军有一列火车从枣庄开往临城，车上除挂一节客车厢和几节煤车外，还有数节武器弹药，就立刻把这个重要消息报告给苏鲁支队，要拦截火车搞武器，支队领导得到消息批准同意，并又派出十一连战士埋伏在铁路两旁，准备接应。

这天下午三四点钟，日军的火车从枣庄刚出发不久，预先等候在站外的铁道队员以及刘秉南，相继飞身跳上火车，按照事先安排的各自不同分工进入战斗岗位。刘秉南身材中等，敦厚结实，枪法娴熟，胆量过人，他的任务是听到行动信号后立即消灭押运客车的日军，维持好车厢秩序，防止给旅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跳上火车后，刘秉南不慌不忙地迈进火车客车车厢，看到紧靠着押车日军的前边有一个座位，便就势坐下。日军坐在背靠车厢的第一个座位上，身后挂着匣子手枪，正和旁边一位商人边喝酒边聊天。刘秉南此时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眼睛看着窗外景色，等待着行动的信号。一刻钟左右，火车进入王沟段，只听一声汽笛长鸣，列车猛地来了个急刹车。说时迟，那时快，刘秉南从腰间拔出驳壳枪，对着押车日军迎头一枪，那个日军由于急刹车，身子晃了晃，刚想站起来查问发生了什么事，不料看见一个老百姓向他开枪，顿时一愣，眼睛发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没想到驳壳枪突然卡壳。日军见状，急忙转身掏枪，在这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刘秉南急中生智，不等日军转身，猛地朝前一步，迅速拿驳壳枪筒竭尽全力对着日军的太阳穴猛地一戳，有力一绞，只听见“啊”的一声，日军脑壳当场被戳裂，鲜血、脑浆一齐迸溅出来，一命呜呼。

旅客被这突如其来的格斗场面吓呆了，个个惊慌不安，特别是那个商人，吓得跪地连声叫：“八路军爷爷饶命。”刘秉南鄙夷地看了他一眼，用日军的衣服把枪擦了擦，跃步登上座位大声说：“乡亲们，我们八路军，今天是来截日军的军用物资，大家不要惊慌，在自己位置上坐好，若有人想乘机捣乱，这个日军就是他的下场。”经过这么一说，旅客们惊慌的情绪才渐渐安定下来了。刘秉南同日军搏斗的同时，游击小组的战士迅速用钳子把军火车厢的铁门锁弄开，一下子就扔下了四挺机关枪、18支马盖步枪和数十箱子弹。埋伏在铁路两旁的十一连战士连忙上前接应。刘秉南立刻会同其他游击队员迅速撤出列车，战士们扛着战利品，朝铁路北面深山里急奔，整个战斗不到一刻钟。

拦截军车这一仗给苏鲁支队部首长很大启发，决定把铁路沿线的游击小组单独组成一个作战小分队，专门在铁道线上活动，这就是威震四方的铁道游击队，当时刘秉南先后担任苏鲁支队铁道游击队中队长、山东峄县大队连长等职务。

英勇杀敌开辟革命新工作

在各种战斗中，刘秉南冲锋在前，英勇杀敌，总是承担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多次受到表扬，1939年在山东枣庄火车上一人打死日本兵7名受到奖励；1939年在战斗中英勇杀敌打死日本兵3名受到奖励；1943年因在战斗中英勇杀敌、冲锋陷阵受到部队报纸表扬二次，1944年在战斗中缴获敌人枪支80余支受到部队报纸表扬，1948年帮助群众劳动荣立二等功等嘉奖。

电影里，我们看到游击队员们战胜了日本鬼子后，情不自禁地弹起了心爱的土琵琶。动人的旋律为严酷的战斗增添了一丝浪满的色彩，然而现实的生活却是非常残酷的。白天刘秉南和游击队员们藏在树林、山上、破庙、高粱地、芦苇荡里，晚上要分头到各村搜集情报、研究工作，晚上前半夜可能待在村里，后半夜就躲到山上了，一到佛晓又要转移隐蔽，每天打游击，东躲西藏，提心掉胆，真是“天当被”、“地当床”，“半身泥土半身霜”，身上长满虱子。在闲暇时候还要帮老百姓挑水、砍柴、割麦子，但是，却不吃老百姓的，不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队员们一边战斗、一边要帮助老百姓干农活，把打土豪分来的衣服、东西分给苦大仇深的百姓。

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有些村子的老百姓一方面惧怕鬼子、汉奸，不敢和铁道队员多接近，另一方面生活很艰苦，口粮也不多，交不上公粮，交公粮任务很难完成，1943年秋天的一个深夜，一个叫田厚均的地下党联络员找到刘秉南，他希望刘秉南能亲自给泽县二区南石沟村（现枣庄市薛城区南石公社南石沟村）村民众讲抗战时局和交纳公粮抗战等相关问题，动员村民积极交公粮。刘秉南得到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该村给村民介绍抗战情况和交公粮的重要意义。经过那次报告后，这个村对我党和八路军有了新的认识，已改过去面貌，由过去一概不交公粮转变为全村都向政府交公粮，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开辟了该地区的革命工作。

1944年冬季，鬼子开始疯狂的扫荡和清剿，当时刘秉南已被调到泽县县大队任第二中队长，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接上级指示李秉南多次带领全队队员不惧位于自己十倍的敌人，直插敌人围剿最集中的二区展开殊死的游击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军民的抗日士气。也在一场战役中，左上臂受严重枪伤，子弹打中神经，使上臂完全丧失功能致残，鉴定为二等甲级军残。

津浦线护送刘少奇乘火车

1942年夏天铁道队接到鲁南军区的通知，要他们护送一个工作队通过津浦铁路线，同时军区还专门嘱咐，工作队中有一位代号为“0”的首长，务必要保证他的绝对安全。按照当时代号规定，一般称部队军事首长为1号，政治委员为2号，这次护送的首长代号为“0”，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家推想，这一定是一位比鲁南军区司令员大得多的干部。为了保证护送任务圆满、顺利完成，党组织还特派刘秉南担任护送保护，因为刘秉南枪法好，机智勇敢，身手矫捷，胆识过人，在铁道队员中也是赫赫有名。由于铁道队事先进行了细致周密的部署，把伪军也做了收买，所以沿途显得十分平静，在一天晚上，身着长袍、头戴礼帽的0号首长在刘秉南等铁道队员的的掩护下，平安地通过铁路吊桥。0号首长平安抵达115师教四旅所在地后发来电报：一方面感谢铁道队，说是在敌人心脏里活动很辛苦，要再接再厉，坚持下去；另一方面说是铁道队急需的短枪由他负责让新四军给调一部分送来，并要求一定要保证今后新四军所有干部从次条铁路线往返延安的护送安全。最后落款是刘少奇。大家这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如此重要的0号首长。1960年春节的时候，刘秉南给家人讲战争故事，回忆这段难忘经历时，刘秉南对孩子们自豪地说：“当时距离0号首长很近，他身材消瘦，看着很年轻，但是头发已经花白了。

善良好品德后代终身受用

原铁道游击队主要领导人、济南军区炮兵司令员杜季伟曾这样评价刘秉南：“秉南同志是我的老战友，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地区，出生入死。在历次战斗中，身先士卒，勇敢杀敌，单人擒敌，白手夺枪，秉南战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永久难忘，是革命的一生。”

长期艰苦而频繁的征战，再加上风餐露宿，食不果腹，积劳成疾，刘秉南身患严重关节炎、风湿病、血压高等多种疾病。在950年全国解放后，他不顾自己身体伤残（二等甲级军残）和疾病缠身，又毅然跨出国门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前线战斗。当时担任志愿军85部副营长，直到板门店谈判停战协议后，于1952年复原转业到北京冶金工业部工作，文革期间遭受政治迫害，被隔离审查，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1976年去世享年63岁。骨灰安置在小屯老家，目前其三子二女均在北京定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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